1938年8月新四军进驻云岭，1939年10月中国工业合作社浙皖办事处在云岭兴办“工合”泾太事务所。看到泾县宣纸生产大有发展前途，同时又为了解决失业工人的生活问题，以及新四军对纸的需要，1939年下半年，泾太事务所派蒋传元等通过丁秀生、丁梦辉、曹金干首先在小岭成立了宣纸联营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的社址在双岭坑。合作社具体是这样组织的：有一个主任，另外还有一个理事、察事、经济保管员、会计等。最先合作社的主任是蒋传元，后来换成姓曹的主任。理事是曹金干，察事是丁秀生，经济保管员曹振道，会计曹鸿根。成立后泾太事务所支援了4900元现金（当时草料是五、六元一百斤，皮料是七、八元买一百斤）。

  宣纸合作社一开始就有两个槽生产，有工人30多人。由于事务所拨出大量的现款资助生产，所以合作社的生产比较正常。1940年上半年，又在梅村设立了原料加工生产合作社，把加工的原料供给它生产。这时宣纸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量更大了，每年可产十多吨纸。宣纸生产合作社制出的纸有大部分供给新四军用，另一部分是出售。新四军主要是用来印刷抗敌报。当时有专门运输工人，每隔一天就要运十多刀纸到云岭新四军军部去。另一部分运到屯溪、苏州等地去卖。1940年底泾太一带共有新四军组织的宣纸生产合作社40多个。

  资本家工厂里的一些工人不堪压迫和剥削，就到新四军的宣纸生产合作社中去工作，这引起了资本家的不满。他们对工人说：这是新四军办的，你们在这里干不太好。新四军快要走了，你们干有危险，赶快离开为好。一部分工人离开了，新四军又招收了一些工人。1940年10月新四军鼓励工人说：我们这个宣纸合作社还要扩大，希望你们今后好好干，从而稳定了职工情绪。

  在宣纸生产合作社里的工人，不管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生活都大大提高。工人的工资比在资本家工厂里的工人工资高一角多，达三角多钱，伙食也有所改善。老工人孙立贵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每天是二菜一汤，当时超过了地主的伙食。工人的政治地位提高，合作社里的工头只是指挥和领导生产，没有工头压迫工人的现象。新四军宣纸生产合作社里的工人都是穷人，没有地主，因为地主的身份不被要求在工厂做工。工人有意见或建议可以提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宣纸生产合作社遭到破坏停止了生产。

  1947年下半年吕辉带领一支百余人的游击队来到乌溪一带活动，后来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对乌溪、赤坑、官坑中郎坑及上郎坑等厂的工人和当地的人民影响很大。吕辉来到乌溪和甘坑宣纸厂时，厂里仅有50多个工人，他们教育工人说：你们不要怕我们游击队，我们都是无产阶级。我们将来要解放你们，我们来往你们工人要保密，你们工资少、伙食不好，要起来和资本家斗争等，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时常通报消息给游击队。有一个时期国民党自卫队住在乌溪，工人把自卫队的活动情况、行动方向都报告给游击队。游击队每次来厂里工人都严加保密，并给游击队买米买菜，游击队有要事工人帮助。10月2日吕辉带一支游击队准备从甘坑经过乌溪到九华山去，而这时国民党自卫队在乌溪，工人赶快告诉王文石，于是从别处撤走。

  1948年3月到5月国民党自卫队曾进行几次清剿，游击队在工人的掩护下，使敌人数次扑空。3月间自卫队企图把住在甘坑王文石部下强建忠连长带的一支游击队消灭，由于工人的通风报信，游击队撤走。自卫队到厂里一个个询问，人人都回答说：厂里没有匪。4月间自卫队又到乌溪清剿，并强迫朱金熬作向导。恰好乌溪有个叫胡有兴的人到泾县城去，在山口铺遇到朱金熬，因为朱金熬知道游击队第二天也要向这里来，所以胡有兴就跑回去报告了连长强建忠，游击队从别处走撤离。穆大成领导的住在密坑的游击队也在管棚黄春生等人的报告下转移了。第二天早晨，自卫队分两班，一班到密坑，一班到乌溪，没有见到游击队，自卫队把密坑老百姓的茶叶、卖茶叶的钱抢去了很多，厂里的纸也抢走了一刀。

  自卫队清剿时，游击队一个同志有病，工人用担架把他送到七里坑，又转送到泾到游击队的住地。5月发水，穆大成领导的游击队因在这不远的地方过沟，伞和枪掉到山沟里去了，工人给游击队买伞，等水落下去又把枪捞起送给游击队。工人平时还买米菜等食物送到山上给游击队，给游击队送纸，游击队向资本家借钱都有工人担保。

  由于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后来的游击队积极发展宣纸生产，努力改善宣纸工人的生活境遇，做到与工人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所以得到了广大宣纸工人的拥护和支持，这些都为在皖南争取民心、策应大军过江做好了准备。